文 / 彭剑锋，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J9九游会管理咨询集团创始人、董事长；薛冬霞，J9九游会高级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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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编自彭剑锋教授新著《赢在组织》，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始终充满活力和集体智慧，能够不断地走出个人崇拜与个人独断的陷阱，极大地激发和调动群众的力量与智慧，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坚持将民主集中制作为最根本组织的原则与领导制度原则。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历史就是民主集中制不断完善、不断创新的历史。
民主集中制原则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个伟大创造。对无产阶级国家政权集中统一的必要性的认识来自巴黎公社。1871年3月巴黎无产阶级举行武装起义，占领了巴黎，并成立巴黎公社。但很快，巴黎公社就因为没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未能建立工农联盟，最终在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下，于5月 28日失败。后来，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时指出：“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
 
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1920 年 7 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在这次大会上通过的《共产国际章程》和《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对共产国际及所属政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作了明确规定。《共产国际章程》明确提出，“为了迅速取得胜利，正为消灭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而斗争的工人协会必须有一个高度集中的组织”。《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则明确指出：“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在目前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共产党只有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近似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成为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党员普遍信任的权威性机构，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
 
1.中国共产党对民主集中制的初步认识与探索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并于中共二大通过决议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国际共产党的中国支部。此后，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认识和理论应用于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并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对民主集中制进行了完善。民主集中制原则分为民主原则、集中原则两个方面。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提道：“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一定要在革命斗争中显出了它的效力，使群众了解它是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利于斗争的，方能普遍地真实地应用于群众组织。我们正在制订详细的各级代表会组织法（依据中央的大纲），把以前的错误逐渐纠正。红军中的各级士兵代表会议，现亦正在使之经常建立起来，纠正从前只有士兵委员会而无士兵代表会的错误。”
 
1927 年 6 月 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这是在党的根本法规中第一次出现民主集中制的提法。
 
所谓民主集中制是指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如何理解“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规定的民主集中制的科学内涵呢？曾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的宋任穷解释说：“在问题尚未决定以前，允许自由发表意见，进行辩论；但在问题已经多数决定和上级批准以后，就需要完全服从，坚决执行。”
 
所谓民主集中制是指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也就是说，民主和集中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两个过程。前一个过程，是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并经民主议论商讨进行表决，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定。这是形成集中、走向集中的过程，即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过程。后一个过程，则是在多数同意、形成决定和经上级批准以后，需要完全服从、坚决执行的过程，即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过程。它维护的是多数人的民主意志，体现的是民主的权威。因此，这两个过程可以表示为：“民主—集中”的过程和“集中—民主”的过程。
 
民主集中制的哲学和政治依据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来”就是发扬民主、集中群众智慧的过程，“到群众中去”就是贯彻执行正确意见的过程。
 
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的集中体现，它的妙处在于：用民主对抗专制，避免了绝对的集权；同时，又用集中对抗散漫，避免了无政府主义。可以说，它既不是一盘散沙的所谓民主，也不是密不透风的专制集权，而是张弛有度的适当集权。
 
民主集中制的好处在于可以实现从个人智慧到群体智慧的转变，使得整个组织智慧不是建立在个人的基础之上。民主集中制得到的不一定是最佳方案，但是避免了最坏的结果。
 
1957年2月，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对民主集中制的内涵作出新的概括：“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作为党内决策的原则和决策方法，在党委制中具体体现为毛泽东所说的“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
 
从历史上看，民主集中制在实践中之所以出现偏差，出现问题，总的来说是因为集中过度而民主不足，即不是从民主出发谈集中、使集中真正成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而是在集中的基础上谈民主、颠倒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以致民主缺乏应有的空间和张力，让专权乘机而入。
 
2.中国共产党对民主集中制认识的深化：民主集中制的中心是民主

邓小平同志在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时，认为这场浩劫就是离开民主讲集中、未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导致的严重后果。他明确地指出“民主集中制的中心是民主”，解决了民主集中制长期以来饱受困扰的症结问题。他甚至早在 1962 年就注意到这一点，并上升到亡党亡国的高度去看待民主集中制，告诫全党，“如果搞得不好，特别是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干部可以变质，个人也可以变质”，这也是当时中央领导的共识。他把民主集中制看成“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事情”。由于中央明确了民主集中制的中心是民主，因此，在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时就必然要立足和围绕民主这个中心。1981 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上进行了重大调整，进行了中央主要领导成 员的改选、增选，加强了中央的集体领导。
 
1997 年 12 月，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
 
“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要始终坚持贯彻执行。实践表明，一个领导班子的状况如何，同是否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有直接关系。有些领导班子存在不团结现象，原因很多，但带共性的一条就是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搞少数人或者个人说了算，把集体领导当陪衬，把集体讨论当形式，或者遇事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要增强领导班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必须健全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主要领导同志要有魄力，尤其要有全局思想和民主作风，要懂得尊重别人，善于集思广益，坚持重大问题集体讨论决定。每个领导成员既要根据集体的决定和分工，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又要关心全局工作，积极参与集体领导。要把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与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结合起来，树立领导班子的良好形象。”
 
3.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民主集中制的进一步完善：民主与集中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的领导，深化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
 
2017 年 2 月 13 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发展党内民主。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党的全会文件、党的重要文件和重大决策、政府工作报告、重大改革发展举措、部门重要工作文件，都要在党内一定范围征求意见，有的不止征求一次，还要征求两次、三次，部门的重要文件，有的要征求全部省区市的意见和建议，有的要征求几十家中央和国家部门的意见和建议。”
 
2018 年 12 月 25 日至 26 日在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重申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地位：“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要重视培养领导干部的民主素养：“领导干部要把民主素养作为一种领导能力来培养，作为一门领导艺术来掌握。要有平等待人、与人为善的真诚态度，有虚怀若谷、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力争把各方面的真实意见掌握全、掌握准，进行反复研究、反复比较、择善而从。要善于正确集中，把不同意见统一起来，把各种分散意见中的真知灼见提炼概括出来，把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正确意见集中起来，作出科学决策。”
 
4.集权不同于专制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管理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是民主和集中的有机辩证统一，强调的是对民主和集中的度的恰当把握，从来没有将民主和集权对立起来。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种以民主为基础的适度集权，在人民民主的基础上强调领袖权威领导，以凝聚群体智慧的领袖思想为中心，控制圆心，放开周边，开放而不封闭。
 
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集权不同于专制，两者的区别体现在：
 
（1）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集权是集中组织、团队智慧下的集权，其组织智慧不是建立在个人之上，而是建立在集体之上、建立在组织民主之上。而专制则是建立在个人智慧、个人专权的基础上。
 
（2）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适度集权是开放式的系统，而专制则是封闭式的系统。民主集中制既强调从上至下的统一性，又强调要善于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3）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集权强调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专制是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个人决定并绑架整个组织。
 
（4）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集权用的是德才兼备的人才，善用敢提不同意见的忠诚的谏言者；而专制者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喜好用奴才与庸才。
 
（5）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集权崇尚真理，谁有智慧、谁掌握了真理就听谁的。而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往往是掌握真理的少数人说服大多数人，同大多数人达成共识，并且反对一言堂，反对搞个人崇拜。专制则搞一言堂，大搞个人崇拜。
 
（6）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集权倡导组织自我批判，有自我纠错机制与自我修复能力。专制体制没有自我批判精神，也就没有自我纠错的能力。
 
5.民主首先是保障生存权、发展权

中国共产党会把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放在最核心的位置。对于人民来说，什么样的权利是最重要的？中国共产党的回答是在战争年代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在建设年代保障人民的发展权。
 
中国人民民主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让人民过上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他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强调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从战争年代民主首先是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到现在关于民主“四个更要看”的评判标准，可见：我们所倡导的民主不只是一种理念，更是具体的行动；不是一种口号，而是对人民生活需求的满足。
1.在民主与集中之间动态平衡，企业家该集中必须集中

民主的目的在于听取不同的意见。在很多时候，不同的意见难有绝对的对错之分，有时更是都为对的选项，只是考虑问题的视角、风险的偏好、组织中的站位不同而已。正所谓：管理没有对错，只有因果。因此，企业家必须有集中决策和敢于拍板的意识与能力。企业家作为企业的领袖，在组织中的核心领导地位不可动摇,企业要有科学的决策程序与方法，但也要尊重和发挥企业家的直觉与决断。
 
2015 年，深圳市政府批给华为一块地，并且允许华为做商业开发。
 
华为内部测算了一下，如果开发成商住楼，不用对外销售，直接卖给华为员工，净利润可达 100 亿元。在公司最高层会议上讨论时，这一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八票同意、一票反对，反对的是任正非。其他八个人都认为这是送到嘴边的 100亿元，应该拿下。如果地块做了商业开发，既解决了员工住房问题，又能给公司带来收益，为什么不做呢？但任正非就是不同意，最后高管们求任正非说：“老板，我们就干这一次。”但最后，任正非还是坚持了他的意见，动用了他的一票否决权。他说，华为是一个赚小钱的公司，一旦赚了大钱，大家就都不愿意赚小钱了。
 
企业需要民主，也需要集中，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民主与集中之间需要适度平衡，需要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也需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企业需要有能最终拍板的人，这也是民主集中制非常重要的方面。
 
2.企业家要从追求个人成功转向追求组织成功，从追求个人智慧转向追求组织智慧

一般意义上，企业家都多少有成功的一面，要不就不可能成为企业家。但是企业家个人的成功很容易带来个人的自我膨胀。全球领导力大师戈德史密斯就直言，领导者有几大坏习惯，比如过于争强好胜，几乎在任何情况下，不惜成本地去“赢”，很多时候不是为了事情地解决和目标的达成，而是为了所谓的面子，过度竞争，让组织付出不必要的代价。再比如，不愿意听取他人的意见，觉得自己才是正确而高明的，他们身居高位，大权在握，喜欢说一不二，一呼百应，无所不能、呼风唤雨的幻觉，往往不知不觉中就把组织推向了危险境地。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自我膨胀的企业家前赴后继的出现，从未消失过。1996年11月8日，秦池以3．212118亿元天价卫冕央视春晚广告“标王”， 惊呆众人，这个价码是秦池厂长姬长孔的座机号码，结果仅在不到一年之后的1997年，秦池就因“勾兑事件”遭媒体曝光后，对危机攻关的乏力使得秦池销售一落千丈。一代标王从此一蹶不振，最终从大众的视野中消失。
 
2021年8月10日，中国恒大发布公告称，恒大集团正在接触几家潜在独立第三方投资者，探讨有关出售本公司旗下部分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出售恒大集团上市附属公司中国恒大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及恒大物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部分权益。
 
消息一出，很多人才知道原来恒大还有新能源业务。再进一步了解，发现恒大没有一款车上市，却已投入了近500亿元，仅从2019年至2020年，一年时间恒大新能源汽车已累计亏损174亿元。
 
而在此之前，恒大已有恒大冰泉跨界投资的败笔。恒大冰泉定位高端水，价格却从5元/瓶，下降到1元/瓶，甚至有专家直言属于卖得越多，亏得越多。尽管有人认为恒大冰泉产品品质超过竞品，却因为没有快消品的团队，目前还看不到扭亏为盈的迹象。
 
经济学家刘胜军在分析恒大之所以出现当下的问题时，指出“像许家印这样大胆的企业家，缺的不是胆量，而是理性。”这应该是中国很多企业家的写照。
 
纵观中国企业,由于企业家缺乏风险意识,造成了许多战略决策上的失误,给企业带来了巨大损失，有的企业甚至因此破产，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不仅因为企业家缺乏风险管理意识，更主要的是我们的企业家由于过去的成功和曾经处在权力的顶峰，长期以来听惯了利益相关者及部下的阿谀奉承，久而久之，以为自己智力超群，才华横溢，能力非凡，决策力和判断力超越于别人，所以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和建议。
 
上海交大国际并购研究中心主任俞铁成研究了中国一大批著名的民营企业集团，总结出中国企业集团崩盘的规律。在他的《2019，中国企业集团崩盘启示录》中，他发现，诸多崩盘的企业都有着惊人的相似路径：
 
第一步：创始人先从事一个行业，从小公司做到该行业领先乃至成功上市。
 
第二步：创始人自信心爆棚，从产业经营转向资本经营，希望能在其他行业再复制第一个上市公司的成功经验，于是把第一个上市公司的股票质押贷款（上市公司大股东在股票上市后，三年内不能出售；三年后也不能随便套现，否则一公告影响股价），因为中国证监会严禁同业竞争的原因，股票质押贷款出来的钱不能投资于原有主业，必须进入新的行业寻找投资机会。
 
第三步：由于各种因素，新进入的第二个产业也发展顺利，几年后又产生一家上市公司，这时集团创始人基本上就进入“天下英雄舍我其谁”的自信心爆棚阶段，于是就迫不及待地在第二家公司上市后，把该公司股票质押套现继续寻找第三个行业、第四个行业……
 
第四步：当发展到十年后，这些集团平均有了百亿资产和至少一家上市公司后，各种社会荣誉和光环纷至沓来，许多老板都甚至成为全国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当地各大金融机构负责人争相给他们贷款，钱来的太容易了，于是老板们头脑发热加速扩张，左手尽可能从股市及银行、债市募资，右手尽可能寻找各热门行业的投资机会下注……
 
第五步：当中国经济狂奔猛进30年，终于在2019年进入实质性大调整之际，这些多元化扩张的民营大集团们，突然发现自己直接从酷暑进入寒冬：公司原有主营业务进入发展瓶颈期停滞不前，新兴业务陷入竞争红海不断烧钱，公司每年产生的经营性现金流，覆盖不了几百亿的债务所产生的利息，于是被迫玩起了“十个锅7个盖”的资金游戏，拆东墙补西墙，正常融资通道堵死就从民间集资，资金利息成本也一路水涨船高。
 
第六步：终于有一天，这些集团下面一个规模才几亿的小信托产品或债券产品出现违约，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瞬间各路债权人蜂拥而至上门追债，集团顿时资金链断裂，债务危机爆发。
 
第七步：因为这些几百亿规模的大集团都是当地龙头企业之一，也是当地重要的用工大户和税收大户，地方政府基本都会参与到拯救这些集团公司的事务中，出钱出力稳定局面；同时这些集团开始资产大甩卖套现自救。但发展至此，这些集团基本都元气大伤，能度过此次债务危机就是万幸了。
 
吴晓波曾研究了中国多家红极一时，最终却折戟沉沙的企业，写出了《大败局》一书，他由衷地感慨道：（这些企业家）在一片不属于自己的天地里，呼啸而起，创造奇迹，大抵算得上是“强人”。然而，一鸣惊人后，竭力抑制非理性冲动，迅速脱胎换骨，以一种平常的姿态和形象持续的成长，才算得上真正的大英雄。
 
企业家要抑制非理性冲动，需要实现从个人智慧到组织智慧的跨越，毕竟正如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哈耶克认为的那样：“任何个人、团体都不可能掌握市场运转所需的所有知识。劳动分工的本质就是知识分工。千万年来，每个人都在自发地运用零散的、独有的、不可言说的知识，以价格为唯一信号进行分工交易，并促成人类的进步与繁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企业家也不例外。
 
企业要获得持久发展，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民主集中制，实现从个人成功向组织成功，从个人智慧转向集体智慧的转变，这样即使没有做出最好的决策，最重要的是避免最坏决策的出现。
 
3.企业家要时刻警惕个人崇拜给企业带来的危害

在组织中也存在着滋生个人崇拜的土壤，组织越大，成就越是辉煌，老板和组织陷入个人崇拜的可能性就越大。
 
能把企业做大的企业家，必定具有一定的能力和魅力。这种能力和魅力会让下属产生一种权威感，认为老板都是对的，从而丧失了自身对组织的思考、分析和判断。
 
笔者曾和一家世界 500 强民企的总裁助理交流，那时他已过耳顺之年，跟随老板创业 20 余年。他讲述了创业路上的筚路蓝缕，也讲到了自己的一个体会，那就是企业发展遇到的挑战越多，他越是对老板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他发现老板每次都能力挽狂澜、逢凶化吉。最后，他非常认真而严肃地对笔者说：我们老板是神，不是人。
 
在心理学上有个晕轮效应，指的是人们对他人的认知和判断容易从局部出发，扩散而得出整体印象，即常常以偏概全。企业家之所以能成为企业家是因为他们有着与一般人不同的特质，比如冒险精神、杀伐决断等人格魅力。这种人格魅力有时会因为商业成功而被放大，从而让人产生一种崇拜感。
 
管理学大师詹姆斯·G·马奇在他的《论领导力》一书中写道：“权力有一种美学上的吸引力，它令人着迷。”往往企业做得越大越成功的人，拥有的权力也就越大，在权力所形成的迷幻氛围中，容易自我膨胀，自我迷失。
 
那如何避免个人崇拜？作为企业家来讲，就要走出自己企业的小圈子，有意识地去接触那些比自己更优秀的人。只有不断接触和认识比自己更优秀的人，才能看到和感受到自己与他人的差距，也才能以人为镜，看到自己的不足。
 
4.企业要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与流程，避免个人独断专行

几乎每位企业家都思考过为公司建立怎样的制度。笔者曾为一家企业提供咨询服务，一见面，企业家就疑惑地问道：我们公司所有的制度和流程摞起来比桌子还高，但为什么还是做不好呢？但在很多时候，企业家制定制度思考的出发点是如何管理好员工，几乎从未考虑过怎样约束自己。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了禁止官员们的贪污腐败，规定贪污受贿达到60两银子以上的，立杀！结果官不聊生，甚至有一年发榜派官364人，皆为进士监生，结果一年后，杀6人，判戴死罪、徒流罪的有358人，可以说是全军覆没。但是朱元璋为了让自己的权力不受约束，活活废除了在中国延续了上千年的丞相制度。
 
无独有偶。抗战时，宋美龄请美国《时代》周刊的一位女记者在重庆一家西餐馆吃饭，宋美龄要抽烟，问对方抽不抽。女记者说不抽，宋美龄便自己抽了起来。两人聊着聊着，女记者实在是控制不住了，说：“夫人，我是抽烟的，但我看到墙上有‘请勿吸烟’标语，不好意思抽。”宋美龄说：“那是写给老百姓看的。”
 
阿克顿勋爵在《自由和权力》一书中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没有对权力的约束，大人物往往是坏人物。所有的企业家都需要对自己手中的权力保持警醒。
 
有一部分企业家意识到需要把自己的部分权力关进笼子，比如《华为基本法》就规定：“公司的高层管理组织的基本结构为三部分：公司执行委员会、高层管理委员会与公司职能部门。公司高层委员会有：战略规划委员会、人力资源委员会、财经管理委员会。我们遵循民主决策、权威管理的原则。高层重大决策需经高层管理委员会充分讨论，决策的原则是从贤不从众，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一旦形成决议，就要实现权威管理。放开高层民主；强化基层执行。”
 
很多老板认为组织能力是自己管理和约束其他的生产要素，这些要素不包含自己，自己则处于一种是上帝的视野和位置，简单来说就是喜欢约束别人，而认为自已应该或者可以不受约束，不受组织约束，不受客户约束，甚至可以不受政府约束。
 
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就是为政者如果自身行为端正，即使没有命令，老百姓也会按他的意旨去做；但是如果领导行为不端，即使三令五申，老百姓也不会服从。上行下效，做什么比说什么更重要。
 
所以，在组织中，每个人都要受到组织约束，包括老板，再伟大的老板应该如此。如果能人和老板都不受到组织约束，就没有组织能力。所以，老板不改变皇权作风，不自我批判，是不可能建立组织能力。
 
5.企业家要包容人才的缺陷，发挥人才的优势，善用敢于提不同意见的个性化人才
企业家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任人唯贤之道，善用有个性、有能力的人才，而不是好用奴才。爱听好听的话，是人性。铁娘子撒切尔夫人说：我知道在我身边有很多溜须拍马的人，但我就是喜欢听好听的话。
 
但是好的企业家，是反人性的，这里的反人性是指需要克服人性中的弱点，实现自我超越。
 
有人曾问力主三峡工程上马的著名水电专家潘家铮：“谁对三峡工程贡献最大？”回答是：那些反对三峡工程和提出了许多不同意见的人贡献最大。确实，回顾三峡工程论证的全过程，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专家、学者，从另一个方面使工程避免了盲目，使设计更加细致、精确、稳妥和成功。
 
华为为了保证战略构想的全面，借鉴军队的做法成立“蓝军参谋部”，其主要的职责是对“红军”提出的战略/产品/解决方案进行全面评估，进行反向分析和批判性辩论，简单地说就是唱反调。唱反调的存在，为公司董事会的决策提供了不同立场、建议、视角，让原有的方案更加完善，降低了决策可能面临的风险，保证华为一直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华为为了让蓝军真正能够发挥作用，能够直言不讳，甚至给予蓝军更多的保护，更高的地位，更大的权限，正是这种政策上的优待，让蓝军没有了思想上的顾虑，敢想敢干。蓝军甚至可以否定任正非的决策，2008年任正非决定放弃To B业务，专做To C，结果蓝军反对，明确提出放弃To C，就是放弃华为的未来。任正非收回决定，才有了此后的手机业务。
 
蓝军所发挥的对抗性的力量，让最终的决策者能够从多角度、全方位地看到决策后果，并帮助对现有方案进行最大限度的修正完整，并且通过这样的沟通，也减少和降低了决策落地过程中的摩擦和阻力。
 
为了鼓励蓝军，任正非甚至说：“要想升官，先到蓝军去，不把红军打败就不要升司令。红军的司令如果没有蓝军经历，也不要再提拔了。你都不知道如何打败华为，说明你已经到天花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