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国家面临如下几个普遍问题：第一是没有原创，第二是资源枯竭，第三是环境污染，第四是劳动力成本提高。而中国还有第五个问题，即体制本身的制约。但彭教授依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保持乐观看法，在演讲中他具体解答了信心的由来……

问题严峻，但我对中国仍然充满信心

首先谢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来参加今天的活动。

我深知各位有多忙。人力资源工作本身就是很繁杂的工作，尤其是国企，在国企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当中，人力资源面临很多很纠结的事情。如国企的薪酬体系的改革本身就构成了一个两难的局面。一方面,国企要参与全球化竞争，要提升经营质量，就要呼唤企业家精神,就要承认企业家作为特殊人力资本的价值,给予相应的待遇与激励，另一方面，作为体制内的干部身份及迫于社会公众舆论压力，又不得不限薪和降薪，就导致国企该降的降不下来，该升的升不了，反而降，最终违背价值创造规律。而且很多国企并非垄断行业，同样要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对于这些竞争型国企，体制方面的约束就非常明显了。

体制上的障碍，会让很多本身并不复杂的事情变得困难。这样的障碍很难突破 ，所以就导致大家天天那么忙。但是忙得有时候找不到方向，焦虑、迷茫。其实不仅仅是国企，现在的民企，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包括我们这些做咨询的也面临了同样的焦虑、迷茫，谁也不能幸免，所有人都一样,这叫转型与变革时期的集体焦虑症。

我这次是专门出差跑了四五个城市了，做了许多轮次与官、产、学的交流。大家都比较关注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到底还要怎么个走法？我儿子是哥大学政治学的研究生，前几天他专门给我来电话，说美国原来支持中国的、对中国看好的经济学家都转向了，基本上都开始鼓吹中国崩溃论，这样的声音现在在美国是占上风的。甚至有一个很有名的政治经济学家预测中国的经济三至五年之内肯定崩溃。这个人原来在中国呆了五六年，调研了很长时间做相关研究。他原本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环境是很有信心的，结果这次回去，他发表文章专论我们将面临崩溃的危机。所以说整个国际环境对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是不看好的，于是乎中国一批学者也跟着起哄唱衰，唱衰的负能量，让人对中国的未来不看好，甚至失去信心。转型与变革纠结期，信心比黄金重要，客观冷静地审视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矛盾和机遇，我还是看好中国的未来,我仍然唱红中国经济未来。

前些日子，几个韩国的智囊教授前来拜访我，他们也问我同样的问题。他们认为中国同样会陷入中等收入的陷阱，并认为这是中国社会很难摆脱的痼疾。因为典型的中等收入国家会受到几个方面的约束：其一是没有原创，基本上这一类国家很难有真正的原创性创新，不象美国，它是真正有原创的，美国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和创新能力，而东亚的国家他们认为普遍只有模仿创新，没有真正的原创，这导致整个社会缺乏这种技术创新的驱动力。所以他们认为中国也免除不了中等收入国家的普遍问题。过去我们是靠比较优势，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其他的比较优势，但没有核心技术，所以走到一定程度就会进入瓶颈；其二，他们认为中国正面临资源枯竭的难题，因为过去发展中国家的成长基本上是靠资源的规模投入、巨量的资源的浪费，但现在以及之后都不得不面临着来自资源的约束。中国发展到今天，资源对经济发展的约束是很显著的，所以他们认为很难摆脱； 其三，是环境的污染，就是粗放资源的投入所带来的环境的污染——环境不堪承受这种经济的发展；其四，是所谓的劳动力结构变化，中国的经济发展，在过去长期以来都是靠廉价劳动力，劳动力很便宜自然是积极的市场因素，但现在到了中等收入的程度，人口结构老龄化，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这种优势已经减弱，并将不复存在。这四大问题，他们认为中国现在都到了必须面对的时候。

我再来总结一下。第一是没有原创技术;第二是资源枯竭;第三是环境污染；第四是劳动力成本提高。此外我们还谈到了另外两点：第五，中国还面临体制上的约束。所谓体制上的约束，是从整个社会运行机制来讲的，一个方面中国社会想要改革，但另一方面为了保持稳定，暂时又不敢付出这种改革的成本，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国企的改革。第六，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滞后、脆弱，中国经济下行将带来的巨大金融风险。所以他们认为这六大约束使得中国的未来困难重重，令他们现在不敢继续看好，觉得中国经济崩盘是迟早的事。

在这样的基本看法之上，他们问了我几个问题，第一，你对中国经济有没有信心；第二，如果有信心，那既然东亚很多国家脱不了中等收入陷阱，你也必须解答既然在中国这六大问题都存在，你凭什么还对中国有信心。事实上，这六大因素中国不止都存在，而且比别的国家可能还要严重，我不否认这一点，但我还是告诉他们，我对中国是有信心的。至于我为什么有信心，我同样整理了四条内容从五个方面一一予以解释。其实，这四条也是我一直以来的看法。

互联网时代，中国正在走独特的创新之路

首先看第一条，中国虽然没有美国的原创，但是在互联网时代，世界已经变成一个平面，知识与技术的流动与共享在全球是无边界的。虽然有知识产权的约束，但知识与技术本身的流动是自由的。也就是说，在中国，我们同样可以直接接触到美国最新的理念、最新的技术、最新的方法，这是互联网所带来的无边界知识的创新与共享。因为现在所谓的技术不光是一种独立知识产权的发明创造，更多的知识创新是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中产生，这种在互动产生出来的知识创新是无疆界的，在全球范围内可以共享。

过去我只要知识产权保护就可以约束技术的外流，现在不是了，像维基百科，全球的专业人才随时可以沟通，随时可以互动，沟通互动的过程就是知识创新的过程。知识创新的意识和知识的交流是没有边界的，已经打破了所谓知识产权的边界。在互联网时代，观念与思想的创新是技术创新源头，与专业技术相比，更重要的是思想，是idea,、是商业模式的创新。在互联网时代，基于互联网技术与思维的创新使中国与欧美同步,甚至可以超越。

同时，在互联网时代,技术的跨界融合与结构化技术创新的能量聚变使中国的技术创新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前行。中国人的思维特性恰恰适应跨界融合与结构化创新，高度融合与要素重构的创新在互联网时代本质上也是原创，也是对原有技术与模式的迭代与颠覆，而且速度最快、成本最低。虽然目前来讲，中国很多企业没有美国所谓的原创创新，但我们在创新的意识、创新的思维、创新的知识、创新的商业模式以及融合十结构化创新所产生的聚合价值上我们不会输给美国。

而且现在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国这些年出去的留学生,他们带着最新的技术回国创业。比如说我们最近服务的客户在深圳的光启科技，就是杜克大学回来的几个博士合作创建的。他们所研发的超材料，光子技术在材料领域和信息传输领域的技术都是原创和颠覆式创新技术，另外还有几个从斯坦福大学回来的博士，在深圳最近成立一家公司，做超薄液晶屏。使用这种屏幕，电视屏可以象纸一样卷起来，以后的电视机不用挂在墙上，只需要一个卷轴就行了,像类似的新技术，这几年比比皆是，就是这几年归国的留学生们所贡献的。

新商业模式与技术创新，将带来资源革命

再看第二条，所谓资源的约束。确实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资源的问题，电、煤炭、石油都可能在未来出现枯竭的危险。但是我认为，现在随着互联网商业模式的创新，资源的浪费在未来有望得到有效的缩减。

比如说现在有了滴滴打车，有了优步，就不用自己买车了。因为自己买车成本还更高，如果你好好算算，你肯定会知道，用滴滴打车或者用专车会更加便宜。所以优步、滴滴打车只会给我们带来便利，说实在的，如果从经济的角度来讲，我根本就不需要用专职司机。象湖南的一家企业就要求他所有的高管取消专职司机，统统用优步，用完一个月以后，大家都习惯了。以后一个家庭一辆车就够了，而现在家庭很多都是每个人一辆车。这种新模式有助于让我们改变观念，比如说我的司机到机场去接我是空载，那你为什么不让他载两个人呢？他载人之后，人流量就会变小，交通拥挤的问题也会得到降低。如果我们每辆车都载四个人不空载的话，车应该会减少二分之一，而现在我们的车全都是空载，全都只有司机一个人。如果在路上你见到人就可以载，而且随时就可以付款，那我下步可能会做出改革，允许司机去机场接我时载客，这样他可以自己赚汽油钱，然后还有额外收入。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何乐而不为呢？而从社会利益的角度来讲，这种模式节省了资源，因为共享使得一辆车的使用价值最大化,路上由车流量转化为人流量，自然不会拥堵。

当资源可以共享，也就可以相应减少资源的浪费。不用那么多车，就不用那么多钢铁，不用那么多钢铁，就不用那么多煤炭，当然也不需要那么多停车场了。这种改变带来的是一连串的产业生态效应，也许GDP减少了，但是生活品质提高了。这就是互联网时代的特点，它可以整体的、结构性的改变。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一定会带来资源的革命、能源的革命，我已经看到这种趋势了。

这种新的能源革命，如果能够主动把握和利用，就可以突破所谓中等国家的资源瓶颈。比如将来光能的应用真正兴起以后，太阳能得到了充分的利用，石油可能就不再扮演如今这样重要的角色了，价格也还会继续下跌，肯定是这种趋势，煤炭也肯定会跌。仍将石油和煤炭作为主要业务领域的企业将来就可能要面临转型问题。所以我们说的第二条，总结起来，就是说互联网的商业模式，以及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材料和能源的革命，可以弥补和突破中等收入国家传统工业文明时期所需要的资源的约束。而在这第二条当中，也包含了对第三个问题的解答：在创新模式的推动下，新能源的应用将有效降低环境污染。

新的生产方式，突破劳动力局限

接下来的第三条有关劳动力成本提高的问题，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但是从整个社会来讲，互联网以后，随着工业智能化，劳动力的状况又会发生变化。具体说来，主要的变化有几种。

其一，工业4.0和智能化工厂的大量出现，机器人替代劳动，工厂不需要如此众多的劳动力,海尔在佛山建的互联智能工厂，劳动力可以减少百分之九十以上。

其二，是女性劳动力的价值在互联网时代会提高。最近我到外地去考察，先到湖南又到成都，在这两地才具体留意到一个特殊现象：真正现在互联网上开网店开得好的全是女性，结果变成男人在家里搬东西，女人当老板。因为女人的直觉思维很好，她们在网上购物的时候选择商品的能力和经验要比男人强得多。而且女人特别适合小作坊，当一个企业的经营规模在几百万以内的时候凭直觉就可以做好，不用讲究过多的管理，大规模的工业化管理适合男人的特性，男人更理性，当这个企业的经营规模超过一个亿的时候，必须要靠组织管理，则男人特性会更有作用，但是当企业规模不大的时候，一个女人就可以靠优异的直觉把这个企业管理得很好。所以互联网带来了女性劳动力价值的提升。

另外互联网突破了过去传统生产方式中退休年龄的局限，60岁以后人依旧具有有效的劳动力。很多创新性的活动，很多家庭式的办公模式，当下正在形成，以后还将更多地涌现。工业化会出现两个趋势，一个就是智能，智能化的大型工厂，象目前海尔所发展出的无人工厂，现在已经越来越多了；还一个就是新型的家庭作坊，只需要一台三D打印机，两夫妻就可以经营一个创意店铺或工厂，你要什么就可以给你生产出来。有了智能机器的帮助，生产操作变得简单轻松，六十岁或七十岁也能干，实质上人的劳动力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年龄生理界限。

我们劳动力不足的局面，通过这三种方式可以实现弥补，甚至是替代。这也是互联网所带来的一大好处。传统意义上的工厂以后会消失掉，就象农业文明时期的，象赶羊或狩猎那样的需要男人去生产作业现场去工作的场所，以后就没有了。这次我到佛山的海尔智能工厂考察，其中几乎看不到人，只有工程师，没有具体作业的工人。整个社会工业已经走向工业4.0时代，德国现在已经进入了工业4.0时代，所以要么就回到家庭作坊，就是自产自销。所以劳动力的约束，实际上在互联网时代也是可以突破的。

体制是双刃剑，有局限也有利好

第四条我们来说说体制约束的问题。我去年到台湾去，看到了很多民主体制特有的社会问题。其实美国人所倡导的民主，并不能真正利于把优秀人才选拔出来，民主是选拔不出精英来的。大家都认同的人其实未必是能力强的人，只是会在口头上讨好民众的人。但中国政府的这套体制却恰好能把优秀人才选拔出来的。举一个例子，我们班这些人里面成功的全是学习成绩好的，从我们政府的选拔来看，吊儿郎当、学习成绩不好的人不可能成为优秀官员，这说明我们的社会体制是有效的。当然对于做企业而言不可一概而论，也可能会有例外的情况。但是总体上来看，政府还是把最优秀的人才选拔出来了。这种选拔机制他是有效的。而互联网时代，以及转型变革时期需要适度集权和集中配置资源，才能真正推动改革。国家层面上一些重大的研发不是靠一两个企业的，他必须靠国家的力量，完全靠市场化是解决不了的。所以这种条件，其实也有它的优越性。

前年我到台湾,拜访了台湾一些当政者，私底下聊天,他们并不看好东亚的美式民主，认为东亚的这种民主基本上是假民主，学的是美式的皮毛，跟美国的民主不一样，美国民主最大特点就是两党在斗，斗到最终会回归到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为重。但在台湾，当政者基本上干不成事，只要国民党提建议，民进党肯定反对，民进党提建议的东西，国民党也准反对，为什么？明明知道这个东西对国家有利，对百姓有利，但是只要是你提的我就反对。为什么?党派利益高于一切，这跟东亚文化圈是有关系的，日本也是这样，日本是帮派决定一切，本质并不忠诚于国家。名义上是忠诚于天皇，实际上忠诚于党派，忠诚于团队。东亚国家还是回归到相对集权的体制下有效。

总之，互联网使中国与欧美创新同步,知识共享;更加开放自信的中国可以全球整合资源：经济的短暂下行可以倒逼体制深化改革，经济结构的转型与调整,使中国经济虽然速度下行但成长质量提升;中国产业劣币遂除良币的时代行将终结，良币遂除劣币的时代来临;这是一个最混沌的时代，令人焦虑的时代，但也是一个充满机遇和希望的时代！为此，我们应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