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读史，讲的是清代一段著名的文字狱——“曾静案”的始末。感慨史迹钩沉的同时，突然想起这个故事与自己的工作有密切联系。有些感想写下来，聊作读书之乐。

（一）缘起：曾静案

曾静，清雍正朝湖南的一个秀才，早年受清初大儒吕留良思想的影响，以为恢复西周时的井田制和封建制，可以解决诸如贫富分化、生民疾苦等社会问题，实现大同社会之理想，由是思想狂热，希冀能有机会在政治上大施宏图。

恰在此时，因皇权斗争失败而被发配边境的皇八弟、皇九弟的大批家臣路经湖南，散布了许多不利于雍正的流言，如其弑父、逼母、鸠弟、杀功臣等。曾静等闻之，愈发不满于满清朝廷。当然，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惟有觅得手掌兵权的武将，策动其共举大事。为此，曾静等选中了镇守西北的名将岳钟琪。后者是岳飞的后裔，其前任年羹尧正是所谓“杀功臣”流言中的主角，坊间并传闻雍正曾多次征召岳钟琪进京述职，意在削其兵权，后者畏惧不就，表明岳存在被争取的可能。

1728 年，曾静派弟子张熙前往西安，拦轿向岳钟琪投书。事泄案发，酿成有清一代最有名的文字狱之一。

（二）决策：雍正的反应

真相大白之际，呈现在朝廷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极少数文人谋逆未遂的案子。当时举朝上下的反映是，既惊骇于曾静的大逆不道；又没把事态看得太严重，认为不过是乡土秀才的蠢举而已。但皇帝的认识却与众不同：第一，整个事件的背后蕴藏深刻的思想理论背景。表面上看，曾静等所主张的井田制和封建制并无悖理之处；但若推行它，皇室所依赖的中央集权制度必定丧失存在的基础。这正是自秦始皇以来的历代统治者决不重走老路的根本原因。吕留良等的主张，本质上更是对有清一代极力强化皇权的思想反动，这显然是雍正不能容忍的。第二，民族间或隐或显的矛盾更是扯动皇帝心弦的敏感神经。无论吕留良及其弟子，还是曾静等，都有根深蒂固的反满情结。在雍正看来，实施井田和封建制度，只是吕、曾之辈企图恢复汉族江山的假口，绝不能姑且宁息。第三，案件还夹杂了满清宫廷斗争的各种复杂背景。这些不利于雍正的流言，如任其蔓延于民间，势必酿成大患。

依律处置曾静等，是解决问题的一条途径。但雍正认为这只是治标之策。一者，曾静不过是穷乡僻壤的一个乡土秀才，本次事件虽然影响恶劣，但远不如吕留良所带来的祸患大。如果只处置曾静，而对吕没有动作，保不定哪天又冒出个王静、李静，也从吕留良那里拿点政治主张滋事生非，岂不是永无宁日？所以，治本之策是要肃清吕氏异端邪说的影响，这正是雍正别于满朝官员，或政治家高于一般官僚之处。二者，曾静是因听信了谣言而生出是非，必须穷查谣言的出处，断然封堵，才能保证不再生出新的是非。所以，雍正的决定是，大张旗鼓地批驳各种异端邪说和流言蜚语，以正视听。

说到这里，我们看到，与其说“曾静案”是一桩政治谋逆事件，还不如说它是一场触及民心向背的思想文化斗争，是身为中央集权制度和满族统治者利益代表的雍正皇帝与死去多年的吕留良之间的思想论战，后者正是汉人反满情结和士绅反集权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

这种论战的根本目标，并非要消灭对方，而是以争取整个中国社会的中流砥柱——知识分子为宗旨。与一般辩论不同的是，双方所处的位势并不平等，皇帝完全占据主动，而对手却连自保也不能。处于两者之间的被争取对象——知识分子，则在人身上至少部分地依附于皇权，但其思想却具有较大的自由度。以上特征，均与企业文化的传播与落地十分相似。后者（ 企业文化传播与落地 ） 本质上也是一个思想变革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组织拥有各种资源，处于主动地位；而员工，则必须依赖于组织才能获得生存与发展，处于被动地位。然而，组织又不能控制员工的思想。换句话说，组织要将自己倡导的文化落实为员工自觉的思维与行为，可以调动各种资源，采取多种手段，但员工是否接受，却有相当大的自由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雍正对曾静案的处理对企业文化传播与落地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我们来分析雍正在处理曾静案过程中的各种决策行为：

第一，批驳

因为事关朝廷、皇室乃至皇帝本人的根本利益，雍正决定针对案件所涉流言，一一亲自予以驳斥。

1728 年 12 月，皇帝颁布上谕，完整披露了曾静投书的基本内容，严厉驳斥“逆书”中污蔑朝廷和皇帝的各种观点，并简要勾勒出当年雍正本人继位时的惊险一幕。

在后来的一系列上谕中，皇帝借着吕留良对历史往事的记载极力驳斥其“异端邪说”。例如，吕描述南明永历帝被捕时说，满清官兵无不动容。对此，雍正一针见血地指出，伪永历并非为朝廷所执，而是被其藏身所在的缅甸国王逮捕后转送至朝廷。所以吕留良纯粹在胡说八道！

又如，吕留良具有庸俗的“天人合一”倾向，各地发生的地震、水灾、彗星等现象都成为他用以攻击清廷“无道”的证据。其弟子在著作中提到，有一年热河地区发大水，淹死了 2 万满族人。雍正反驳说，确有洪灾一事，但热河是满汉杂居之地。大水一来，满人被淹，汉人岂能独善其身？只能说明吕及其弟子在胡编乱造！

就这样，一篇又一篇批驳性文章以上谕的名义发往全国各地的封疆大吏手中，以正帝国栋梁的视听。群臣读完后，往往又写下观后感。这是一个文化首先在精英和骨干中传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雍正集中精力批驳吕留良学说中的软肋，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但凡通晓一些史实或常识的人，都会乐于接受皇帝的观点：吕留良确实别有用心！

第二，洗脑

众大臣中，云贵总督鄂尔泰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在呈递给皇上的读后感中建议说，可出一奇招，让曾静深刻检讨，做出自我批判，使之站到朝廷一边，从一个不同寻常的叛逆者转变为诚心归顺的合作者，这是朝廷“批吕”的最好喉舌！

雍正深以为然。他给狱中的曾静送去大量宫廷一手档案，包括自己与岳钟琪之间的书信往来，表明岳将军并未受到天子的猜忌。

谣言止于事实。曾静读完后，对皇帝与岳将军之间稳定的君臣关系深表惊讶，进而仔细回忆造成自己荒谬认识的原因。他说，许多说法闻于前往四川移民途中经过他家门口的各式人等，自己遂以为岳钟琪与皇帝貌合神离，并决定向岳将军投书。此时的曾静已初步转变态度，主动供出了造谣者的姓名，其中印象深刻者是一个叫王澍的人。

初战告捷，皇帝进而将更多涉及宫廷核心机密的文件提供给曾阅读，使其了解自己登基的真相；又将自己每日要批阅的各种奏章一并送去，上面写满了雍正的各种朱批，让后者感受一 国之 君日理万机的责任与辛苦。在中国历代帝王中，雍正是最为勤勉的一个。他每日要花数小时批阅文件，从不掉以轻心，总是孜孜不倦，这对曾静的触动尤其大。

曾静还注意到皇帝对各地奏呈的所谓“祥瑞”明察秋毫，并不枉信。例如，安徽学政上奏说发现了象征吉兆的灵芝，山东曲阜衍圣公报称亲见祥云等，都被皇上驳回。与吕留良庸俗的“天人合一”倾向相比，皇帝显然要高明许多。

在铁的事实面前，曾静原来的想法彻底崩溃了。每阅读一些文件，他就写些观后感。所有观后感综合起来，就构成了曾静完整的思想转化历程。

在思想变革或文化传播过程中，往往存在一些焦点性问题或环节，组织倘能 抓住 （ 文化传播过程中的 ） 某个焦点 ，以此为契机 展开 文化 传播攻势，很可能收到奇效。 雍正采纳鄂尔泰的建议，促使曾静实现思想转化，这无疑使他获得极大的主动，有利于朝廷肃清吕留良思想的遗毒，进而化解反专制、反满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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